培训的前世今生（二）为什么要培训

　　党政人才培训部 徐倩 许晶

　　为什么要培训是培训价值问题。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人的才能与其他任何种类的资本同样是重要的生产手段的观点。“学习是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以偿还，赚取利润”。

　　从观念的提出到实证，有两位学者做出了突出贡献。一位是科学管理之父费雷德里克·泰勒，他在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中，把“科学地挑选工人，并对他们进行培训、教育和使之成长”列为科学管理四大原则的第二条。

　　另一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S·舒尔茨，20世纪60年代他批评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资本同质性的假设，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收益率，并以美国1929-1957年的经济增长为对象，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做了定量研究。随后，加里?S?贝克尔从微观角度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获得人力资本的五种主要途径，其中在职培训位列首位。

　　上述几位学者最大的贡献不是论证了人的素质能力对于小到一个组织、大到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而是把培训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科学量化的研究，更加令人信服。如今，培训是组织变革和发展的源泉已成为普遍共识。

　　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价值，在我国干部培训实践中同样有深刻的认识和丰富的实践。一方面是高度重视。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提出，“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和训练。”以延安时期为例，13年间共开办了32所培养干部的学校。毛泽东同志有句著名的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此后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干部教育培训都有重要论述。在《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地位作用做出了定性表述，干部教育培训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以十八大期间为例，全国共培训各类各级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8400多万人次。其中，中央组织部在中央党校等“一校五院”直接举办各类主体班次1100多起，调训干部6.5万多人次，包括省部级干部7189人次。

　　另一方面是制度保障。从1996年开始每五年出台一个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06年颁发《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2010年印发《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这些文件对干部教育培训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重点工程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也对干部教育培训的管理体制、机构建设、经费保障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如立足功能定位，加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渠道主阵地建设，各级政府要将干部教育培训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加大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经费投入力度等。各级党委也成立了由组织、宣传、统战、人事、教育、财政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规划、领导、协调本地区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可以说，制度设计保证了培训组织实施的基本条件，但如何发挥培训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取决于决策层的思想认识和执行层的专业素养。